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苏联爆发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传遍世界，极大地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十月革命向世界宣告，崭新的社会制度由理想变为现实。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不平等社会，第一次尝试建设公平正义并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十月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极大地鼓舞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解放运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革命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五四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对国内民众的残酷压迫、对外妥协投降做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一场荡涤污泥浊水的革命风暴不可避免的一定要到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这场革命风暴一触即发。

　　1919年5月1日，当得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后，中国人民积聚已久的愤怒如火山般爆发了。5月2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召集学生开会，号召人们奋起救国。5月3日，蔡元培得知政府已密电出席巴黎和会代表陆征祥等在和约上签字后，即将此消息告诉了许德珩等人。许德珩于当日晚，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大家在发言中，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北京大学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学生门强烈要求严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亲日派卖国贼。当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以国立北京大学学生为首，其他12所学校──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国立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汇文大学、朝阳学院、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高等警官学校的代表参加。会上，通过四项决议：定于5月4日在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联合全国各界一致奋起力争。

　　5月4日上午10时，上述13所学校的代表，在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召开会议，决议：1．拍电国内外；2．唤醒各地国人；3．预备七日的国民大会；4．组织北京学生对外的永久机关；5．本日下午大家游行示威。确定了游行示威的路线。

　　下午1时许，北京13所高等学校3000余名学生，冲破北洋军阀政府的阻挠和压制，从四面八方涌集天安门集会，通过了《北京学生界宣言》，揭露、声讨帝国主义“背公理而逞强权”的强盗行径。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要求惩办曹、章、陆三个卖国贼。

　　2时30分，示威游行开始。游行总指挥为傅斯年，参加游行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许德珩等人。游行队伍沿途散发了题为《北京全体学界通告》的传单万余份。通告告诫全国同胞要遵守两个信条，一是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二是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号召“同胞们起来呀﹗”。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当行进到东交民巷西口牌楼下面通过美国兵营后，被外国守卫军警阻拦，不准通过。此时，学生们将事先准备好的《说帖》（代表北京高等学校11500名学生）到美国使馆投递。游行队伍再转向东长安街，经东单，过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再往南走小街，进大羊宜宾胡同，出东口北行再向东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学生群情激愤，痛殴章宗祥，火烧了赵家楼。

　　北京军阀政府对爱国学生运动进行了残暴镇压。警察总监吴炳湘、步军统领李长泰奉令带领大批军警赶到曹宅，当场逮捕尚未散去的学生32人。

　　为了营救被捕学生，5月5日下午2点，北京14所专门以上学校校长在北京大学集会，议定推举代表（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金邦正、国立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洪镕、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中国大学校长姚憾等8人）到总统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当日下午5时到达总统府，而总统、总理都拒绝接见代表。后又到教育部，告之教育总长已辞职，无人接见。又到警察厅，代表们向警察总监提出释放学生要求，没有答应。

　　5月6日，北京13所专门以上学校校长再次集会北京大学，并于下午同去教育部见教育总长傅增湘，晚上前往警察厅见吴炳湘总监，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5月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下简称“联合会”）。邓中夏担任相当于主席的总干事。除国立北京大学外，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的顾文萃、清华大学的罗隆基、北京政府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简称“俄专”）的瞿秋白、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郑振铎等经常分别代表所属学校出席联合会的会议，商讨爱国运动进行事宜。5月6日，北京25所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发表了《上大总统书》，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这是以国立北京大学2400人、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50人等共计万名学生名义的**书。

　　在爱国师生不懈努力、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5月7日被捕的32名学生被释放，学校复课。

　　北京爆发五四运动之后，全国各地学生纷纷集会，声援北京学生，一场声势浩大、气势磅礴的爱国群众运动在全国兴起。

　　虽然，北京军阀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但未就此善罢甘休。政府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强硬派主张严厉镇压学生，遂于5月9日发出传票，悍然将释放的学生送法院讯办，且扬言要解散北京大学，撤免蔡元培校长职务，甚至叫嚣“焚北大校舍，杀北大学生”，“以三百万金购人刺蔡”。在此形势下，蔡元培被迫辞职。在当时，蔡元培是国内学术界的泰斗、教育界的宗师，影响力颇大。他的被迫离职，引起了巨大波澜。

　　各校学生、教职员发动了挽蔡运动。5月12日、13日，各校校长相继辞职，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金邦正亦声明辞职以示声援。

　　在巴黎和约上是否签字的问题，北京军阀迟迟不下决心，可签字日期日渐迫近，到5月17日仍未表示拒绝签字。于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决定自19日起学生总罢课，发表《罢课宣言》并向政府提出坚决拒绝山东问题签字，惩办卖国贼，挽留蔡元培、傅增湘（因比较同情学生和拒绝签发免蔡元培校长职务而被免职）的要求。

　　在总罢课的同时，学生还组织了演讲团、十人团、国货维持会，深入街巷宣传演讲，提倡买卖国货，组织“护鲁义勇军”，进行军事训练，一旦需要，投笔从戎，保卫国家。

　　5月22日，教育次长袁希涛亲赴北京大学，召集专门以上学校校长开会，企图劝说学生复课，国立各学校校长无一出席。同时，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金邦正、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国立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洪镕、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再次发表声明辞职。

　　军阀政府不断施加压力与加强镇压，严禁学生集会活动，出动军警殴打、逮捕演讲者，取缔爱国宣传。5月25日，教育部下令各校限三日内一律上课。然而，各校爱国学生寸步不让，严正表示，卖国贼不罢免，罢课要求不满足，决不复课。

　　6月3日、4日，北京各校学生大举出动，到街头示威演讲，反动政府出动大批军警，两天逮捕20个学校的学生千余人，其中包括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学生罗家楷。军阀政府将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和文、理两科楼房当作监狱，派近700名军警看守，并对被捕学生实施拷打、不给饭吃等虐待行为。

　　对此，各校师生极其愤慨。6月5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2000余人前往北京大学法科临时监狱，要求集体入狱，与反动军警发生了严重冲突，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搏斗，愤怒地砸毁了许多兵棚。

图1：农专学生参加五四运动的报道（《晨报》1919年6月7日）

　　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行径，激起了各校教职员的强烈谴责。6月4日，北京七校校长（国立北京大学工科学长温宗禹、法科学长王建祖，国立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洪镕，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金邦正，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王家驹，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代表各校教职员呈文政府要求迅速撤除北京大学的军警。呈文曰：“学校为国家永久作育人才之地，非政府随意执行刑法之地。今以军警包围学校，似非正当办法。”

　　6月6日以后，未被捕的各校学生仍继续进行街头演讲。此时，军阀政府改变了策略，不再大批抓人，只派军警尾随宣传队伍并驱散听众，严密监视学生的活动。

　　为了支持学生运动，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金邦正和学生们发起捐款活动：教职员捐票洋100元，学生捐款现洋86元、票洋40元。

图2：农专师生为五四运动捐款（《晨报》1919年6月）

　　为了进一步扩大爱国民主运动的宣传，6月19日至21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组织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大学4校学生举行文艺表演。演出所得作为学生运动基金和各项活动经费。19日，国立北京大学学生演出了“新村正”、“终身大事”；20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出了“波兰亡国惨”、“劫余泪”；21日，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新剧团演出《美人剑》、《笑死您》。国家博物馆（原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仍保存当时演出时的剧目说明书，作为革命历史文物收藏。

图3、图4：农专学生为五四运动义演新剧的报道与新剧“美人剑”的剧目单

　　五四运动点燃的革命烈火蔓延不断、持续燃烧。1919年下半年，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学生胡子昂（后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著名实业家、政治活动家）等组织了自编自演的话剧“鹊巢鸠居”，用以募捐，支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话剧在新民大戏院公开演出。演出前，胡子昂发表演讲，并大声疾呼：“我们决不能做亡国奴，大家要齐心起来救国。”观众予以热烈鼓掌，反响十分强烈。

　　1920年1月19日，日本为了霸占中国山东半岛，向北京政府提出山东问题由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直接交涉的照会，遭到北京各界的强烈反对。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的学生散发抗议传单，传单原件保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2月5日晚，北京各校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宣传，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学生当晚到城内西四牌楼、顺治门一带从事演讲、宣传，喊出的口号是：“万众一心，力争外交，赶紧拿出良心来救国，山东问题、天津风潮，国民不可袖手旁观”等。反动政府出动数千军警对演讲学生进行镇压，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学生进行了坚决抵抗，因而多人被打伤。翌日，北洋政府又发布了“整饬学风”的命令，加强了全市的军警监视，并从南苑调来军队分布在天安门周围街道，大肆逮捕演讲学生，两天内逮捕了40余名学生。

　　北京各校因被捕学生被起诉事，4月中旬发起了“赴厅自首”，每校10人，30000名学生发表了自首呈文，举行了全市的罢课，以示强烈抗议。直至5月14日，斗争取得胜利，方恢复上课。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学生的大规模爱国示威及被残暴镇压，激起了全国各阶层的强烈愤懑。天津、上海、南京、长沙、武汉、广州等大中城市的工人、学生及爱国商人均纷纷罢工、罢课、罢市。为此，五四运动就突破了知识分子的范围，发展成遍及20余各省、150城市的强大革命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

　　1919年6月5日以后，迫于形势，反动政府先抛出曹汝霖，罢免其职，作为延缓、停息人民斗争的计策。但斗争的火焰愈烧愈烈。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反动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下午匆忙决定：同时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职务。与此同时，中国驻法国巴黎专使亦迫于舆论压力而不敢贸然决定签字。6月28日，预定签约日，中国专使没有到会，“于是不签字之局，遂以实现”。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中国人民在外交史上第一次重大胜利，是五四运动取得的硕果。

　　本校在五四运动中做出重要贡献，是五四运动积极参与者，且始终站在运动的前列。这不仅是本校的光荣与骄傲，而且造就了本校成为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

　　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做了符合实际的精辟论述：“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尽管如此，五四运动的胜利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为此，斗争在全国、在北京、在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继续。